欧洲杯网站平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期，收音机还远没有普及，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：一是相互之间口耳相传。二是有点身份的人，比如干部可以按照级别订阅报纸。爸爸在文革时虽然被”横扫“了，但是级别还是保留的，所以我家可以订阅《参考消息》（那时这张报纸因为是八开四版，比人民日报的开本来得小，所以民间俗称为”小报“）。记得当年沾爸爸的光，从”小报“上曾经读到过很多外国的情况，加上楼里邻居家里还有英文、日文杂志，里面有很多图片，所以我当时在一帮同学们中间是绝对的”消息灵通人士“。三是在马路上有公共阅报栏，每天都会有一个邮局的人一大早就过来把前一天的报纸取走，然后用图钉把当天的新报纸换上。顺便说，一般在公共阅报栏旁边还会留出一块空白的墙面，那是用来贴标语、布告和刷大字报用的。四是公共广播，每天定时播放。

　　今天就说说那时的公共广播。公共广播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入户的小喇叭，一种是安装在街头的大喇叭。

　　先说说入户的小喇叭，就是上面图片上的样子。这种小喇叭主要装在农村的农户当中，记得我小时候去奶奶家时，屋里就装着这样一个小喇叭，这大概可以说是家里唯一的电器了，因为那时家里还是点煤油灯，连个手电筒也没有，只有这个小喇叭拉着一条电线通往屋外。小喇叭就挂在炕头处的房梁上，在小喇叭旁边有一根长长的灯绳，不想听的时候可以拉动灯绳把开关关掉。小喇叭里主要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，一般每天上午播出两个小时，下午播出两个小时。

　　在城市或者镇上，都会装有挂在电线杆上的大喇叭。这些大喇叭一方面是声音大，更为重要的是一般装有这种大喇叭的地方都会有自己的广播站，广播站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之外，还会播出自己采写的好人好事等本地新闻。比如我们那时的学农分校位于天津市北辰区，当时叫双街公社汉沟大队，这个大队相对比较富裕，自己就建有广播站，每天一大清早街头就响起了大喇叭的声音，先是”呼号“：”汉沟大队宣传组！汉沟大队宣传组！“，然后就放一首样板戏或者革命歌曲，接着就开始广播公社和大队里的通知等等。这些内容播放完之后就照例转播中央台的节目了，一般是”梁效“之类的署名文章，有时播放一遍之后，还会”以记录速度播出“，就是每句话都读两遍，两句话之间空出一段时间，以便于记录。当时很多人的学习材料都是通过这种方式，从广播喇叭中记录下来的。

　　在城市中街头上大喇叭就比较多了，除了有马路上的喇叭之外，大一点的工厂学校也会有自己的喇叭，广播的内容除了前面说的新闻、大批判文章以及文艺作品之外，雷打不动地还要在每天上下午各播出一遍广播体操。我们住的那条小马路上也有这样一个大喇叭，往往是街头喇叭里广播体操的音乐一响，我家对面的街道小工厂里的人们都走出来在马路边排上队，跟着音乐做一遍广播体操。不过，城里的大喇叭中不像农村一样播出”记录速度“的文章，大概是因为街头就有阅报栏的缘故吧。

　　对大喇叭广播，我印象最深的是1976年的秋天。那年9月9日是个星期四，刚刚过了中秋节，下午我没课，自己跑到院门口看着对面街道小工厂里的人忙进忙出的，这时大喇叭突然传出”下午三点有重要广播，请注意收听“的消息，然后正在播出的文艺节目都停了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，觉得可能是出大事了。这时大人们也都停下手里的活计，静静地等着广播里的消息。到了三点，突然喇叭里响起了哀乐，还没等到后面的播音，我一下就意识到这是毛主席去世了，还没等《告全国人民书》播完，小工厂里的人们都已经在街头顿足捶胸地放声大哭起来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们这条马路上白天大喇叭里播放哀乐，晚上大家都聚到隔壁院子里，那个院子里有一户人家有电视，他们把电视搬到院子里来，大家就围在电视周围，看上面播出的吊唁和追悼会的新闻，从早到晚整条街都笼罩在哀乐声中，直到9月18日追悼会结束。

　　又过了一个多月，到了10月24日，大喇叭转播北京庆祝大会，那家人又一次把电视搬了出来，大人们都非常兴奋，我们这些孩子们也是第一次看见队伍中有人扭着大秧歌，前所未有地欢天喜地。在随后的那些日子里，大喇叭里欢歌笑语不断，真的让人感到什么是”普天同庆“。

　　过了不到一年，大约在1977年夏天，我们街头的大喇叭不知什么原因不再播出了，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大喇叭被悄无声息地拆除了。

　　其时，半导体收音机在居民家里逐渐普及起来，大喇叭完成了它的使命2024欧洲足球锦标赛，从此走入了历史。